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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最好還是由詩人來翻譯丨專訪裘小龍

作者: 編輯:徐微微 來源:新京報網 發布時間:2019-04-03 21:50:31
 

  裘小龍的名字往往與T.S.艾略特等大詩人聯系在一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譯作如《四個四重奏》等被廣泛閱讀。去往美國后,他又用英語寫作,并將中國古典詩歌譯為英語。在兩種語言之間,他自由切換,并將兩種語言的感性與思維方式融合到自己的寫作中。

  對許多詩歌讀者來說,裘小龍的名字往往和T.S.艾略特、葉芝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上世紀八十年代,裘小龍翻譯的《四個四重奏》《當你老了》《麗達與天鵝》等作品被廣泛閱讀,對當時國內詩人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77級”大學生,裘小龍在華東師范大學讀了半年本科,便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師從著名詩人、翻譯家卞之琳先生,研究英美文學。卞之琳先生給裘小龍的第一個作業是讓他試寫幾首詩,再決定是否讓他修西方現代詩歌,因為卞先生認為,“只有自身對詩歌寫作的甘苦有了感性的體會時,才會真正深入地去從事詩歌研究。”就這樣,裘小龍走上了寫詩、譯詩的道路,延續至今。

  1988年,為寫作艾略特的專著,裘小龍來到艾略特的故鄉圣路易斯,后因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決定留在華盛頓大學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生存環境變了,寫詩的習慣沒變。裘小龍在美國時用英語寫詩,屢獲獎項,后又用英語寫中國背景的偵探小說,銷量很高。不僅如此,他還將古漢詩翻譯成英語。將英語譯成漢語,又把漢語譯為英語,且用雙語創作,這需要對兩種語言都有極好的把握,并將兩種語言的特性恰當融合,不得不說,這是一件艱難的工作。

  近期,裘小龍的詩集《舞蹈與舞者》出版,是其原創詩歌與譯詩的合集。借此機會,我們專訪了裘小龍,和他聊了聊關于詩人譯詩、在兩種語言之間如何保持平衡、為什么會寫偵探小說等問題。

  裘小龍,1953年生,早年以翻譯西方印象派詩歌知名,葉芝著名的詩篇《當你老了》就出自他優美的譯筆。上世紀80年代留學美國,現居住在美國,在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文學。

  新京報:先從新書《舞蹈與舞者》開始吧。這是一本比較奇特的詩集,由原創和譯作共同組成。詩人譯詩是一個傳統,但也有一些小爭議。你如何看待詩人譯詩?

  裘小龍:這是漓江出版社所出的“雙子星”叢書中的一本。叢書編得挺有特色,所收入的都是既寫又譯的作者。這在中國詩壇上其實也算得上一個傳統,尤其在老一輩詩人中,如馮至、卞之琳、穆旦、王佐良等等,名單可以列得很長。至于詩人譯詩的問題,我個人認為,詩最好還是由詩人來翻譯。

  說到底,在忠于原詩意義和意象的前提下,譯詩在目標語言中讀起來也必須是首詩,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僅僅是在譯文中機械地押幾個韻就可以充數了。詩不在于說什么,更在于怎樣說——怎樣把一種語言的感性、節奏甚至音樂感都盡可能地加以發掘、體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譯詩與寫詩或許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龐德翻譯李白的“長干行”,在不少英美詩集中,這首譯詩是作為龐德的創作詩“河商的妻子:一封信”被收入的。在《舞蹈與舞者》中,我只能加注來加以說明。

  新京報:寫詩與譯詩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彼此產生的影響是怎樣的?

  裘小龍:這也可以說是比較文學中的一種影響研究吧。至少對我來說,譯詩是特別細的細讀,自然也是學習寫詩的一個過程,這肯定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自己的寫作。在翻譯中所接觸到的技巧、風格等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得到借鑒、模仿,或進一步發揮。

  但與此同時,寫作也在加深對所譯的作品的理解。就像卞之琳先生曾對我所說的那樣,只有在自己詩創作的感性體驗和實踐中,才會真正地去深入領悟所譯的詩人為什么會這樣,而不是那樣寫。

  《舞蹈與舞者》,作者/譯者:裘小龍;版本:漓江出版社 2019年4月

  新京報:在親自編選這本詩集中,有哪些選擇的標準或傾向?

  裘小龍:我自己的詩創作有較長的時間跨度,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到現在,雖斷斷續續,卻一直在寫。期間更經歷了種種變化,用中文、用英文、用兩種文字摻雜著一起寫,或通過書中的人物——戴著人物的面具來寫,如我的《陳探長詩選》在歐美各國出版,就不妨說是戴著陳探長的面具寫成的。在不同的階段,對技巧、風格、韻律、詩藝等多少有著不同側重的追求。在編選這本集子時,想盡可能地把不同時期的一些特點客觀地加以呈現,當然,在這樣做時,難免會有太主觀的取舍。

  新京報:詩集中收錄了你翻譯的T.S.艾略特、葉芝等人的作品,也是讀者比較熟悉的作品,之前翻譯這些詩的契機是什么?

  裘小龍:我早年師從卞之琳先生讀外國文學碩士時,研究方向是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我因此翻譯過艾略特、葉芝等人的詩;也翻譯了在他們之前影響了現代主義感性的一些詩,如“多弗海灘”等這樣的作品;同樣,這自然也延伸到了在艾略特、葉芝等人之后較有現代主義特色的詩人與詩作。這本集子收入的,既有在我1988年出國前譯的,也包括我到了美國后新譯的作品。這次在編選《舞蹈與舞者》集子時,對過去的譯文也借機做了校正。

  新京報: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老師卞之琳先生,他對你的創作具體有哪些影響?

  裘小龍:卞之琳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所讀研究生的日子里,我每星期都去他在干面胡同的家,聽他給我單獨“開小灶”講課;這與其他老師在教室里上的課很不一樣。于我,卞之琳先生首先是個詩人,他言傳身教,講課時天馬行空,理論與具體寫作實踐并行不悖,時時閃爍著他特有的詩意靈感。例如他給我布置的第一份作業,就是要我自己先寫幾首詩,然后再決定是否讓我跟他修西方現代詩歌。

  按照他的說法,只有自身對詩歌寫作的甘苦有了感性的體會時,才會真正深入地去從事詩歌研究。創作與批評的兼顧在英國詩歌中是一個傳統,他身體力行地繼承了下來。在詩歌寫作外,他還跟我分享了他在四十年代末寫一本英語小說的經歷,分析了小說與詩歌創作的異同,以及他跟英美作家如Isherwood 等人關于怎樣進行雙語寫作的探討。當時姑妄聽之,可在許多年后,恰恰又影響到了我自己的英文小說寫作。

  新京報:從事詩歌創作、翻譯,是否也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詩歌熱有關?

  裘小龍:這肯定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詩歌熱有關。在卞先生的關照下,我自己寫詩,也與其他年輕詩人有種種交流,參加了不少詩歌沙龍活動,還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在當時的年輕詩人中,既寫又譯的不多,他們因此希望我能多翻譯一些;老一輩的詩人如鄒笛帆先生等,也在這方面給予了無私的幫助。從那個年代能這樣一路走下來,我真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

  《四個四重奏》,作者:T.S.艾略特,譯者:裘小龍,版本:漓江出版社 1985年

  新京報:詩集中有一首詩,名為《我詩歌的組成部分》,感覺是你對自己詩歌源頭的剖析。你在中國寫詩、譯詩,后又定居美國,環境和語言都產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對詩歌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裘小龍:“我詩歌的組成部分”是根據我在美國的生活經歷寫成的。我當時在美國圣路易華盛頓大學讀比較文學博士課程。詩中寫到的和子是我的日本同學,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留學生都比較窮,她在回日本收集論文資料前,特意將我叫去,把她喜歡的幾件家具送給我;唐納爾德是教我英語創意寫作課的教授,盡管我讀的是比較文學學位,他特批讓我選修他開的寫作課,當他要退休搬離時,堅持把他定制的書桌留給我;元鹿是來自國內的訪問學者,離開時也把他心愛的毛筆贈給我。

  對于我,這些不僅僅是師友們的饋贈與期望,這一件件物件更一直象征著,他們各自的生活經歷怎樣直接或間接地與我的生活經歷交織在一起,時時在提醒我不可放棄,必須要繼續寫下去。說到底,詩不是我一個人寫成的,而是像多恩曾說過的那樣:沒有一個人自身就能成為一座島嶼,誰都只是大陸的一小片,大海的一部分。移居美國后各方面的變化很大,這首詩中寫到的正是這些變化對我的詩創作的一部分影響吧。

  新京報:定居美國后你開始用英語創作。對于一個詩人來說,母語應該是極為重要的。用英語創作,如何把握它的特性,如節奏、語調等?是否遇到很大的困難?

  裘小龍:對一個詩人來說,母語確實極其重要,在用一種外語進行詩創作時,也確實面臨著很大的劣勢。可這并不意味著寫作者就一定得把母語棄之腦后,從零開始。相反,在雙語寫作的探索中,母語的存在或潛在也能轉化成一種優勢,可以把母語中獨特的語言感性或表達引入外語的寫作中,從而產生一種新的、綜合的韻味。

  新京報:為什么會開始寫偵探小說?

  裘小龍:我寫偵探小說是個意外。1997還是1998年的時候,第一次回國探親,目睹中國社會經歷的巨大變化,我開始構思寫一部反映社會變遷的小說,但在此之前我沒有寫過小說,在敘事結構上遇到了困難。我平時喜歡讀偵探小說,因此想到不妨利用這一文類的現成框架,來講我的中國故事。

  從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看,偵探小說有著約定俗成的結構組成部分:尸體或案情的出現,探案過程中的曲折和懸念,破案與真相大白。在這個框架里,可以穿插進我要講的內容。當然,在這方面我也受到了歐洲“社會學”流派的偵探小說的影響,換句話說,這是偵探小說,同時也是社會小說。

  新京報:你的偵探小說銷量很好,還獲得了世界推理小說大獎,你認為小說得到廣泛認可的原因有哪些?

  裘小龍:這應該與我們所處的全球化時代,以及中國在其中重要的地位有著一定的關系。世界各國的讀者對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越來越感興趣,于是他們也通過選擇閱讀偵探小說來了解中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都組織了“跟著陳探長來中國”的旅游團。

  另外,這也可能與怎樣全球化時代寫作的策略有關。我們曾習慣說,要為某個特定國家的讀者寫作,這樣說自然無可厚非;但在我們這個時代,為什么不能說我們要為全球的讀者寫作呢?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帶來許多需要進一步解答的問題。不過,怎樣對在中國之外的讀者講中國的故事(當然也包括中國之內的讀者)是值得我們探討的一個課題。

  新京報:你也把一些古漢詩翻譯成英語。和把英語譯成漢語不同,這次的目的地是你的第二語言。兩種翻譯之間,有哪些異同?

  裘小龍:以前把英美詩歌翻成中文,這畢竟是我的母語,自己的感覺要相對有把握一些。不過,要把中國古典詩詞翻成英文,而對象讀者是習慣讀現代英語詩歌的讀者;要讓他們把譯文作為可讀的英文詩來接受,難度顯然要高得多。那天在人大的講座中,顧彬先生在現場互動中詳盡引用、探討了我在譯詩中的一個具體處理手法,也說明了我們在這方面還是有許多工作要做的。

  《意象派詩選》,編者:彼得·瓊斯,譯者:裘小龍;版本:漓江出版社 1986年

  新京報:語言也是一種思維方式。在兩種思維之間,你如何做到兼容,且維持平衡?

  裘小龍:這個問題有意思。按照美國語言學家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 的“語言相對論”,不同的語言因為其獨特的感性與結構會對該語言的使用者在認知的過程中產生框架式的作用,導致人們用不同的方法去觀照世界,帶來不同的認識。在這一意義上,語言不僅僅是思維的工具,也影響與制約著思維,換一種說法,也可以說是語言在說人,而不僅僅是人在說語言。維特根斯坦說,“我語言的局限就是我世界的局限”,也包含這樣的意思。

  回到你的問題上去,在兩種語言思維中怎樣做到兼容或平衡,或許還有一種不同的做法,即把不同語言的感性或思維方式相互介紹并融合到自己的寫作中去,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這樣做或許也可以用一種獨特的方式來促進跨文化的理解。

  新京報:在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文學,主要教哪些作品?據你的觀察,中國文學在美國的現狀如何?

  裘小龍:我在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文學時,主要還是講一些經典的作品。最近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英語世界中的譯介有了一定的進展。譬如說像金宇澄《繁花》那樣較難翻譯的嚴肅文學作品,也正在好幾種語言的翻譯過程中。這些都是以前很難想象的。希望這個勢頭會持續下去。

  新京報:去國三十年,你對中國當下翻天覆地的變化有哪些想法?

  裘小龍:過去三十年來,中國所產生的巨大變化不言而喻。我以前主要是寫詩的,在離開中國七八年后第一次回國,正是感受到這種種變化的沖擊,從而開始寫起了小說。因為長期生活在國外,我回國時經常會有震驚、困惑等感覺。“劉郎已恨蓬山遠, 更隔蓬山一萬重。”在一定程度上,寫小說也是在幫助自己理解這讓人目瞪口呆的一切的一種努力。

  作者 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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